内容:
下面笔者将针对《红》中一些称谓的翻译具体谈谈上述问题。首先讨论一下“老爷”这个称谓的翻译情况。“老爷”这个称谓在《红》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请看：
1）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道何尝不是大道理，……”（第一回）
2）探春因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没有叫“（第二十七回）
3）宝玉……说道：“快进去告诉太太：老爷要打我呢！……”（第三十三回）
4）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同上）
在1）中，“老爷”指贾雨村，为新任应天府。杨宪益等译为“yourhonour”，可以说是铢两悉称，既符合原语所指，又合乎译入语之习惯，因此，汉语与英译十分对等，贴切妥当。在2）至3）中“老爷”都指的是贾政，因为使用者的差异，具体的语用含义略有不同。在2）中，探春同宝玉说到他们的父亲时，用了“老爷”而不是“父亲”来称呼。杨宪益等译文（以下简称为杨译）和霍克斯译文（以下简称为霍译）同为“father”。种种译文似乎未能体现出探春与宝玉对贾政的敬畏之情。在3）中，宝玉觉得自己将要受到父亲的责骂。情急之中求一位耳聋的老嬷嬷去找人来救护他。因为对仆人说话，故翻译时应考虑说话人与听话人双方的身份。宝玉为“themaster”，而霍译是“sirzheng”。两种译文都较准确恰当。杨译既符合原语习惯，又合译入语用法，堪称佳译。而霍译的英语味更浓，但考虑到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直呼长辈之名被视为大逆不道，故而笔者以为霍译略有缺憾，但并不影响译文效果。4）中的“老爷”出自王夫人之口。王夫人称其夫贾政为“老爷”，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其他人在场，这样称呼以示尊重其地位，另外可能多少有些不满的成分吧。杨译与霍译分别为“sirzheng”，都很准确。
接着谈谈“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译情况。
1）袭人笑道：“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第三十四回）
2）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缘故。”（第二十八回）
3）（贾母）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第三十二回）
4）那婆子道：“……太太又赏了银子，又赏了衣服，怎么不了事的。”（同上）
由于称呼者不同，“太太”的语用含义也有差异。在1）中，王夫人询问有关宝玉被打的事由，袭人在对话中称呼王夫人为“太太”。杨译与霍译均为“yourladyship”，很恰当，极合王夫人的身份。在2）中，因为当时有宝钗，黛玉以及熙凤在场，故宝玉用“太太”称呼其母亲，很得体。杨译为“madam”，而霍译是“mother”。笔者以为，杨译较佳，符合当时的情境；霍译只考虑了王夫人用宝玉的母子关系，而未能够注意到“太太”一词在此语境中所蕴涵的尊重之意。在3）中，贾母因贾政毒打宝玉，一气之下便要回南京，因此，杨译“yourmistress”较为妥贴，符合贾母的身份，如果译作“yourwife”则逊色多了。在4）中，那位耳聋的老嬷嬷在同宝玉的对话中，称王夫人为“太太”。下人用的称谓与宝玉用的虽然在字面上相同，但口吻却大不一样，佣人们敬畏她，而宝玉则尊重她。杨译为“themistress”，同前文中的“老爷”的译文相互对应；与霍译是“herladyship”与前文中的“sirzheng”相呼应，两种译文俱佳。
紧接着我们讨论一下有关贾母的一些称谓及其翻译情况。
1）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说罢。”（第二十三回）
2）林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同上）
3）王夫人哭道：“……况且暑天炎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第三十三回）
4）正没开交处，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同上）
在1）中，宝玉对熙风称贾母为“老太太”，其实他俩应该称“奶奶”。宝玉如此称呼，还是地位因素在起作用。家庭成员愈要维护贾母在荣国府中的至尊地位。霍译为“grandma”比较亲切，但那尊重的意思则消失了，比较而言，杨译的“theoldlady”较佳。在2）中，林黛玉回答王夫人的问话，故称其外祖母为“老太太”，以表示尊重。霍译是“grandmother”，但不及杨译“theoldlady”。在3）中，王夫人恳求丈夫看在老太太的佛面上，暂且饶过宝玉。霍译“ladyjia”比杨译的“theoldlady”更有英语味。在4）中王夫人的哀求不为贾政所理会，这时候贾母出场了。在此例中，霍译“heroldladyship”胜于杨译的“theoldlady”，更为恰当地表述了贾母在荣国府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例5）中，“贾母”被杨先生译为“theladydowager”，而霍氏译作“grandmotherjia”。笔者以为，杨译盖过霍译。贾母乃荣国府中之至尊，是个名副其实的matriarch。根据ald的解释，“dowager”即“awomanwithpropertyortitlefromherlatehusband”。这个定义与贾母的地位恰好吻合。另外，《简爱》中有这样一句话，也可佐证笔者的浅见。“theyoungladythusclaimedasthedowager’spropertyreiteratedherquestionwithanexplanation.”此处的“thedowager”指“branessingramofingrampark”，而贾母的地位也超过了branessingram，故杨译较霍译贴切，既符合原语，又符合译入语用法，看来杨先生夫妇是颇具匠心。霍译“grandmotherjia”似乎是直译，反映了贾母在府中的血缘上的地位，但还未能表现出她那无尚的权利。
在上面，笔者简要比较分析了“老爷”、“太太”、“老太太”及“贾母”等称谓及其译文。最后探讨一下《红》中姐姐、大哥和妹妹等称谓的翻译问题。请看一例。
1）宝玉向林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我撒谎不成？”……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缘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林妹妹在背后羞我，打谅我撒谎呢.”(第二十八回)
霍克斯将“宝姐姐”,“薛大哥”和“林妹妹”分别译作“bao-chai”、“cousin-xue”
和“cousinlin”；杨宪益夫妇却分别译作“cousinpao-chai”、“herbrother”和“cousindai-yu”。通过比较，笔者认为，杨译胜过霍译。原因在于杨先生考虑了译入语中的习惯用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用“cousin＋名字”的形式来称呼，而不用“cousin＋姓”的形式，霍氏选用后者会使译入语的读者误以为xue和lin是firstname呢。再看看“二姐姐”的译文。“二姐姐”在此处是指王熙凤，杨译与霍译分别为“feng”、“mycousinhsi-feng”，二位译者翻译得都很准确。没有将表示排行的“二”字译出也是为了顾及译语的习惯。
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长幼分别得很清楚明了。常常有长兄如父，长姊如母之类的说法。因此弟弟、妹妹是不可以称呼哥哥、姐姐的名字的，而反过来则可行。这在翻译中也要予以考虑。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大多比汉语笼统。“cousin”便是一例。这个称谓词，不分长幼，无男女之别，甚至不分班辈，这给英译汉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由此可见，“cousin”一词如脱离语境，则不易确定地说明被指者的性别、长幼和辈份。有时候，即使有了语境，也不大容易辨明，巴尔扎克有一部长篇小说叫“cousinbette”（法文名叫lacousinbette）傅雷先生，在解放前将其译为《贝姨》，解放后又有人将之译作《表妹贝蒂》。两种译名差别甚大。以至于出现了“代沟”，这从一方面说明了“cousin”这个词的词意太难把握了（罗其精）。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称谓词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在文化的转移过程中，译者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venuti指出，翻译的过程便是这两种文化中寻找共同点的过程。由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地域、习惯诸多差别的客观存在，在这个共同点的寻觅中，我们难免会碰到种种差异之点。时常会出现“词汇空缺”这一现象。如何寻求共同点，解决词汇空缺、弥补差别，这需要译者不懈的努力探索。当然真正的等值翻译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是很难企及的。而译者能通过努力做到的只有“似”。译文往往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寻觅“似”的征途中，译者必须首先在“似”什么上做出抉择，即“似”于形式，还是“似”于语用含义。往往在翻译实践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里要舍弃“形式”而保存“语用含义”。
语用学对于翻译的贡献，笔者以为主要在于该学科十分重视“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具体的交际情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即格莱斯的“会话含义”以及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等理论），与此同时考虑两种语言、文化等差异，以免除语用失误的产生。如前所述，称谓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之一，其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考虑到语用含义，才有可能成功。笔者正是基于上述观点，对《红》中的一些称谓的使用及翻译做了一点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请方家斧正。
参考书目：
1．hawkes,d.,tr.1977,thestoryofthestonevol2,penguinbooks.
2．venuti,l.,1995,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or,routledge.
3．曹雪芹等著，1995，《红楼梦》，北京：华夏出版社。
4．李峻锷，1991，“《称谓录》及其作者梁章钜——兼论中国古代的称谓体系”，《上海师大学报》，第2期。
5．罗其精，1994，“试谈英汉家庭成员间称呼的对译问题”，《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6．杨宪益等译，1978，adreamofredmansions,peking:foreignlanguagespress.
7．徐静茜，1993，“从《红楼梦》人物的对称看当时社会文化”，载于陈建民等主编的《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