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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就普及而言，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已有各类大学4000多所，与世界第一教育大国的美国不相上下，而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700多万人，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甚至跨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但就提高而言，我们确实乏善可陈，既没有世界一流的教授、没有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也没有一流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就不会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在这方面，我们不仅不能与欧美国家的大学相比，而且也落后于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因此，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已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既是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问题，更是跻身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之列的需要。
一
一流水平大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应该明确的，但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正确的理解，甚至在舆论宣传上还存在着误导。岁末有一篇“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的报道，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报道称，北京大学因培养了35位亿万富翁而名列榜首，浙江大学以23位名列第二，清华大学以22位位居第三。有人评论说：“如果以制造富豪作为大学的目标，这是对教育功能的扭曲！”
一流大学的定位，首先是办学理念的定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包括理念、观念）来源于实践，但它又反作用于实践。因此，理论是实践的旗帜，是实践的先导，没有一流大学的理念，就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是客观存在的，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而不是靠领导人的号召和搞“短平快”而能奏效的。关于一流大学的理念，也不是中国首先提出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比尔·雷丁斯认为：“纵观历史上对大学功能的理解，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现代大学有三种理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以及现代大学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1]其实，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理念，与其现存的三种模式是对应的，即近代的英国纽曼模式、现代德国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美国的克尔模式。
我国大学诞生的时间比欧洲大学晚了近9。在其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明显地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了五方杂厝的局面。在早期，我国主要是受纽曼教育理念的影响，其核心是自由教育。在20世纪初，我国许多有影响的教育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他们的办学理念，如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教育救国”等。可惜的是，这些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不仅没有传承下来，而且还贬斥蔡元培的理念只是“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进步意义”[2]。这显然是唯意识形态论的观点，难道现今不需要发扬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吗？因此，中国没有连续的高等教育史，往往是后人否定前人的。这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西方国家大学的传统不同，他们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会世世代代传承下来，不会被后任者否定而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的名义下，彻底否定了西方的大学理念，而代之以苏联的实用主义“专业化教育”的理念，致使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培养学生的知识面也越来越窄。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对我国影响较大，以至于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大学成了我国大学追求的目标。那么，人们应当反思：一流究竟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不可回避的是，它意味着实用主义将主导办学的方针，意味着政府对大学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建一流大学要依靠政府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大肆渲染，也鼓噪起人们的浮躁心理，追求各种功利性的指标。正如雷丁斯所说：“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理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3]
如果说大学是“以学术为志业”或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那就必须营造这样的环境，也就是“象牙之塔”的环境。提起象牙之塔，人们不免想起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对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批判，指责他脱离现实生活从事文艺创作。于是，象牙之塔就成了贬义词。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于1984年出版了《走出象牙塔》的著作，主张美国大学应当逐步融入到社会中去。可是，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商业社会对大学的冲击，使得某些大学变成了“服务站”。于是，他又不得不警告“醉心于追逐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面对着这种局面，他不得不又写了一本新书《回归大学之道——重塑大学教育目标》。
人们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但为什么天才的世纪不再有？为什么现在的学者只能求证那时候科学家提出的猜想，而却提不出新的猜想?原因是实用主义的影响，很少再有学者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神。所以，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批评道：“当大学决定了经常应该为国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