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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起飞，其主要动力并不能归功于儒家道德文化。把儒家道德观念作为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来解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为本”和“道德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这恰恰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意夸大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能强化“人治”国家的实质性作用。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发展属于全人类共同文明的那部分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德育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活动，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同类活动相比较的优势，更好地服务、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应该大胆吸收与借鉴别国的长处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树立大德育观，建立开放的德育体系。这是21世纪对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并曾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过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提出的时代要求，我们心须用大德育观来建构一个符合新世纪要求的德育体系。因为人类理性、良知和智慧的提高，新思想的传播，是国际大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秩序的维护。促使世界各个民族道德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相互理解、尊重、共融、共存。由此看来，把德育局限在校园内，已无法完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德育任务，仅局限在本国传统德育内容也很不够，必须将德育纳入世界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与此同步运行，才能适应21世纪道德建设的需要，才能使我国学校德育再创新世纪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