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1 引言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起了相当大的拉动作用，自上个世纪90 年代开始，我国GDP 构成中，投资率由1990 年的34.9%持续上升，到2004年达到顶峰43.2%，之后略有回落，而消费率则由1990 年的62.5%下滑到2007 年的48.8%；在历年的新增GDP 中，投资增量所占比重也较大。
由《国际统计年鉴2009》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投资率处于高位，2000~2007 年间，我国的平均投资率高达40.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8.8 个百分点，大大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24%左右及高收入国家20.9%的水平，分别超出近邻日本、韩国16 和10.6 个百分点，超过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俄罗斯10.3、21.3、19.1个百分点，分别高过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21.3、21.9 和23.2 个百分点。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也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000~2007 年间，我国的GDP 平均增速为9.7%，而同时期世界GDP 平均增速仅为4.2%。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投资率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
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产业结构、市场布局、政策导向等诸多方面，既可能产生正面作用，也可能有负面效果。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中特别关注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因该效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措施是否有效。支持者认为政府的投资能够增加经济总体的投资额，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Yavas，1998）；反对者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完全挤出效应，对经济的发展不具备推动作用，并且政府投资易导致低效率的经济行为（Pritha，2006）；还有学者认为政府投资能否起到作用，要视宏观经济环境及挤出效应的程度而定（Sugata 和 Iannis，2004）。国内学者对中国政府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也有分歧，楚尓鸣、鲁旭（2008）等认为存在挤出效应；刘溶沧、马栓友（2001）等认为不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陈浪男、杨子晖（2007）等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在公共领域有挤入效应，在社会文教领域则为挤出效应，整体效果难以确定。
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府投资的研究领域趋于细致和宽泛，如，Felix（2005）扩展了Ein-dor、Myers 和Raman 1997 年提出的模型，并以发展中国家IT 产业的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政策对其产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与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截然不同的。Alexandru 和Patrick（2009）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考察政府投资超过预算约束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长期影响及短期效应。Vahagn 和Philip（2009）研究了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对实际汇率和相对价格的不同影响。国内学者骆惠宁（2001）以安徽省1995—1999 年的产业数据，研究了政府投资政策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冯涛、崔光庆（2007）通过模型及实证分析指出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效用不一致，地方政府过度投资行为与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任泽平、潘文卿（2009）构建了凯恩斯结构乘数模型，用以考察部门间的投资乘数关系。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政府投资的论述更加详尽全面，不仅关注宏观层面政府投资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也讨论微观层面政府投资的成本及风险控制，在中观层面上也涉及了政府投资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并且部分学者的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政府投资的差异问题。国内文献则集中在对政府投资的绩效评估及风险防范上，研究领域相对狭窄，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政府投资对经济总体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
金融危机中，各国经济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击，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引发流动性紧缺、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产业投资额不足的背景下，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我国政府加大了投资力度。因而，巨额投资在产业部门间如何分配才能更有效地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完成既定规划目标，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投资引起单个产业部门的产值波动入手，再考察这一波动通过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传导后对我国经济总体的影响，由此考察政府投资体现在不同产业部门的绩效及对整体经济的拉动效应。
本文主要有以下五点贡献：
⑴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考察政府投资取向和力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量化了政府对产业投资通过产业关联关系传导后对经济的拉动效果。
⑵ 模型构建中考虑了某些产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情形，设定了刻画产能过剩的代理变量，考察了该变量的加入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
⑶ 研究了各个产业部门新增等额投资对经济总体及构成的不同影响，据此给出政府为达到经济发展目标，相应需扶持的产业。
⑷ 将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十大振兴产业及与投入产出表中具体的产业部门相结合，利用模型测算了国家投资十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⑸ 将 2009 年政府预算表中的资金按产业去向进行分类，计算了政府部分预算及新增预算在应对危机促发展中的作用。
2 模型构建
根据 Leontief 的投入产出模型（Leontief，1953，下文中，“投入产出”记为IO），任何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可被描述为一个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构成的体系（Erik和Jan，1997）。该体系内，任意一个部门的生产都需要其他部门的产品作为投入物，而其产出则可分解为不同生产部门所需的消耗物及最终消费。利用部门间直接或间接的消耗产出关系来刻画部门间复杂的关联联系，一直是IO 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政府对某产业进行投资，直接影响该产业的生产规模，进而影响其产值。对总产值增长贡献而言，各产业的产值变化对其影响不尽相同，这与各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有关（王岳平、葛岳静，2007）：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产业，由于其产品较少被其他产业所消耗，所以这些部门产值的变化，较少地引起其他产业产值的变化；而对那些产品为中间消耗品的产业而言，由于产品较多地被其他产业消耗，其产值变动对总产值增长贡献的影响较大。
2.1 所考察的问题及假设条件
① 存在 n 个产业部门，部门i 的产值为i G，政府的总投资额为I。
② 考察政府对产业部门的投资经产业关联关系传导后对总产值、GDP 及其构成等的影响。
③ 不考虑政府投资的挤出、挤入效应，只考虑其对各产业产值的影响；不考虑技术进步、消费需求、中间产品流量以及生产要素需求的影响。
④ 单个部门产值变动的影响通过部门间的IO 关系传导出去。
⑤ 各产业部门生产能力充足，任何投入原材料的变动均可引起产值的变动。
⑥ 原材料投入只随着各部门生产水平的变动而按比例地变动，产业间的直接消耗系数、产业内部的增加值及其构成比例保持不变。
⑦ 除政府投资引起的产值变动外，其余波动均是由原材料投入变动引起的。其他假设在必要处给出。
2.2 模型
首先考虑一个部门的情形：政府对部门i投资i I ，引起的产值变化为i G，令i l 表示政府对部门i 单位投资引起的其产值的变化，基于IO 均衡的理念，多数文献中（刘起运，2004；Villar，2003）将i设为1，但是现实中存在某些部门产能过剩1的现象，其积压的产品未能有效进入流通领域产生价值。
3 实证研究
3.1 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中国2007 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分别计算各产业投资倍数及敏感度系数，其中敏感度系数中投资的变动额设为原投入的1%。由于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等已成为判定某产业是否为主导产业的重要依据（朱钟棣、鲍晓华，2004；）。
由计算结果可知，全国有6 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均大于1.4，即，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由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的含义可知，上述6 部门所提供的产出和对其它部门的辐射作用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它们均隶属于第二产业，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敏感度系数排名前五的部门为：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其它部门相比，上述部门相同比例投资增加对GDP 影响更大。就投资倍数而言，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倍数较高，意味着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刺激经济的效果比其他部门更明显。
一些已经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产业部门，如：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等投资倍数较高，但感应度、影响力系数的数值并不突出，这是因为这两组系数的经济含义和关注的视角不同。前两者关注单个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前向、后向投入消耗联系，但不同的产业，相同的消耗系数所带动的增加值是不同的，因此这两项系数无法揭示投资某个产业部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之相比，后者注重投资变动对GDP 的影响，反映了投资在各个部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果。
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对总产值影响较大，表明这些部门的产品较多地被其他部门所消耗。除化学工业外，其他部门均属于原材料生产部门，说明中国目前的产值增长，过多依赖原材料的投入，尚未完全摆脱高投入—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消耗品的需求是不同的（段志刚、李善同、王其文，2006）。经济处于初级阶段时，对第一、二产业的消耗需求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消耗需求也会随之改变为对工业部门的较高消耗。因此，上述实证分析表明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
增加值的四个构成部分，代表GDP 的不同分配和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为从业者所得，生产税净额为政府所得，营业盈余归生产企业所有。以农林牧渔业为例，虽然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数额较高，在各产业中位列第三，但增加值的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所占比例较小，这意味着投资农林牧渔业的所创造的GDP，大部分归从业者所有，政府和生产企业所得较少。
单纯从拉动经济的角度出发，政府应重点扶持投资倍数高的产业部门，因为对其等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等层面考虑，应投资增加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数值较高的产业，如化学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等。从改善中国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视角来看，则应优先投资农林牧渔业部门。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对生产税净额影响较大，由于生产税净额为政府所得，因此政府主导的投资有动力偏向这些产业，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投资目标与总体经济发展目标的不一致。
3.2 考虑产能过剩部门的影响
本文构建的模型中考虑了产能过剩的情形，并设定了刻画产能过剩的代理变量，本节将做进一步实证分析。由于第三产业中绝大多数部门，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等部门，其产品并非以实物方式存在，因而不存在存货增加的情形，故不考虑代码为35—42 这几个部门的产能过剩情况。
计算表明，42 个部门中，考虑产能过剩与否，不影响投资倍数及敏感度系数的部门排名顺序。但从表4 可知，当部门细分为135 个部门时，存货增加比例的均值和方差均变大，说明产能过剩问题在135 部门中分布不均衡，下面以农林牧渔业部门为例详细说明。
在农林牧渔业细分的五个部门中，畜牧业存货增加数额最多，占其最终使用的16.1%，该比例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库存变动范围，说明其产品积压比较严重。虽然五个部门的存货增加，对总体只有2%的影响，但对单个部门最大影响达到6.35%。对135 个部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能过剩对投资倍数及敏感度系数和部门排名都有较大影响；由于过剩的产能未能进入流通领域，未进行有效的价值转化，且林毅夫（2007）指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更易出现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由此将导致更为频仍的周期波动和更大的金融、经济危机，因此，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更好应对当前危机，考虑各部门产能是否过剩是十分必要的。
3.3 十大振兴产业拉动经济效果测算
十大振兴产业中，除汽车工业、船舶工业及物流业外，其他产业在IO 表中并无对应部门，因此本文根据政府对十大产业的详细说明及IO 表中对各个产业部门的解释，将135 部门中相关部门进行合并，归入对应的产业之中，具体做法如表6 所示。
合并归类后，IO 表中包含61 个产业部门，其投资倍数如表7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石化产业、装备制造业、轻工业、钢铁产业、有色金属产业、物流业、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倍数较高，意味着投资这七个产业对经济发展拉动能力较强；纺织业和汽车工业投资倍数在整体部门中排名居中，投资这两个部门对经济增长促进有限；而船舶工业的投资倍数较低，对该产业的投资对经济刺激作用较小。在增加值的四项构成中，轻工业、石化产业、装备制造业、物流业的几项数值均居于前列，意味着投资这四项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国家税收均有较大贡献。
3.4 部分政府新增投资拉动经济能力的测算
为应对金融危机，避免经济衰退，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并完善应对危机促发展的一揽子规划，其中包括两年中央政府新增投资1.18 万亿元带动总额4 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一投资计划目前没有详细的资金去向，因此无法单独计算这4万亿投资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效果，而涉及中央政府投资部分，已在2009 年度政府预算中有所体现，故本文将2009 年预算表中新增预算部分视为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预算表中有些科目资金去向产业不明确，如税收返还；另一些科目涵盖范围过广，如采掘电力信息等事物，本文只选择去向产业较为明确的预算科目，并将其归入对应的产业部门中。
计算结果如表10 所示，去向产业明确的政府投资经产业关联传导后，可产生31898.26亿元GDP，总体投资倍数为1.21，其中的新增投资可产生4244.56 亿元GDP，总体投资倍数为0.99，为2008 年GDP6总量的1.35%。新增资金的投资倍数较低，是因为金融危机中，政府削减了对经济能力拉动力较强的金融领域的投资，而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创新、节能环保以及农业生产等民生、区域协调发展领域，这些领域属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投入这些领域的资金对经济拉动能力较弱。
4 结论
作为一个长期由政府主导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清醒认识政府投资经产业部门间传导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该影响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很相同。为此，本文通过构建考察政府投资对各产业关联影响和产能过剩影响的模型，将Leontief 模型中对消耗系数的重视转为对产值变化的关注。显然，本文模型也可用于考察当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如资本市场发生危机时，相应的外部冲击通过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传导后对经济总体的影响，或单独考察产业政策对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的产值变动和经济总体的影响情况。
实证结论可以归结得出如下启示：
⑴ 在各产业部门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投资倍数高的产业。投资倍数高的产业，意味着等额投资于该产业对经济发展拉动力度更大，但不意味着只扶持这些部门就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产业部门间是互为依赖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建立在各部门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基础之上，过度投资一个或几个部门，而忽视其他部门的发展，不仅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这些部门的产品也会因缺乏其他部门需求而滞销，导致整个经济的运转受阻。
⑵ 对目前产能已过剩的产业，要审慎选择投资策略。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盲目抑制或削减相应投资，某些产业虽然产能过剩，但其他产业对其产品潜在消耗需求巨大，国民经济增长需要这些产业提供更多的产品予以推动，如果对这些产业停止或者削减投资，可能导致其产品将由过剩转为供不应求，甚至转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
⑶ 等额投资在不同产业部门经过关联关系传播后，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构成等方面的拉动能力存在差异，因此，要更有效的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就需要政府根据既定的发展目标，选择适宜的产业扶植对象并制定匹配的投资策略。
⑷ 在模型的假设前提下，本文认为十大振兴产业中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过大，这势必将强化我国目前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不利于未来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其中船舶工业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小，从拉动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宜作为重点产业扶植。
⑸ 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资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政府投资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参与的投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注的目标不会完全一致，引发不一致的投资取向，这不仅容易造成投资浪费，也会增加金融风险。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从全局利益出发，协作共赢，优化投资结构，共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⑹从政府预算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来看，目前政府投资不单单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更为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福利，投资也更多偏向民生、自主创新等领域，可见政府投资正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构建的是静态局部均衡模型，只考察了经济系统处于均衡时，投资对于各产业的影响，而对于经济系统动态过程的情形并未予以考察。另外本文假定政府投资对产业的影响只限于产业的产值，并未考虑其他因素，如技术进步、劳动力供给、市场竞争类型、挤入挤出效应等的影响；现实中，这些因素均会影响政府投资政策的实施及最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