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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纪念一旦脱离理性的制约，它就会变成不可控制的魔鬼。日本在60年前那幕惨剧中同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作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刽子手，日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往者已矣，大和民族的纪念却是如此这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还妄图为二战罪行翻案；不顾史实修订历史教科书，文过饰非，美化侵略罪行；更有首相一年一度的靖国神社“拜鬼”……日本这种偏离理性范畴的“纪念”活动，自然得到各国人民的一致谴责。有句话说得好：“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更高大！”
4、《执子与通子》
看到这样的两个图形，一个沉稳而平滑，线条柔和；一个棱角鲜明，光芒四溢，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两种人，通子与执子。
线条柔和者为通子。他们是通达之人，面对明主或昏君，他们或入仕为官，或隐逸山林。他们顺应时局地选择，该退时则退。于是面对乱世，他们或垂钓于濮水，或放歌于邺下，或采菊于东篱，或幽居于竹林。他们行吟高歌，他们倚风长啸。心如澄澈秋水，再如不系之舟者如庄子，他持竿不顾，宁“曳尾于途”；心中悠然忘我者如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闲适者如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通子们胸中释然，他们圆如卵石。他们明白，面对乱世昏君，我自留清白足矣，凡事何必去认真。于是他们游闲山乐水，以渌水清猿、曲径通幽为伴，骑马挥毫，信可乐也。
然而，受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的往往是执子们。他们胸中自有乾坤。
披发行吟河畔的是屈子。楚国的落日染红眼前的汨罗江，子兰谗言，郑袖内惑，人民如涸辙之鲋，喘息挣扎。屈子的坚持有用吗？恐怕他自己也不得不摇头叹息。楚国灭亡之时，也是他命尽之刻。他把政治家的身份远置于诗人之上。生不为诗人，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执着如屈子，你怎听不进“圣人不凝滞于物”呢？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降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了生，他隐忍苟活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文采不表于后世”。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执着呢！他终成一家之言。
棱角分明，无所畏惧者如执子。他们执着着他们的追求，无悔无怨。那个“投戎从笔”的辛弃疾，一生被弃用多达38次，仅剩一把软羊毫，他也要书写御敌之心，纵把栏杆拍遍，也无人会。诸葛亮，执着于白帝托孤，积劳成疾，逝于五丈原……
执子们执着着他们的执着，通子们通达着他们的通达。不论圆滑避世，明哲保身，还是棱角分明，坚守信仰，他们都成为了中华万代的不朽财富。
我们在通子们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中学会从容，在“千江水有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中学会包容。通子们教我们学会适应，沉稳柔和如圆；我们在执子们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学会坚持；从嵇康绕梁的琴声与阮籍的恸哭而返中体会信念与力量。执子们教会我们闪亮自我，坚持信念，棱角分明如星。
历览前贤，如果我们拥有了执子的执着与通子的包容，该会有另一种更美的圆形吧！
二、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就是从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的某些共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抓住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
由于“联想——类比”思维是一种从具体事物到具体事物（或从个体到个体）的思维方法，它总是以鲜明生动的类体去说明本体，或者借物喻人（喻理），或者托物言志，或者寄情于物，或者调用各种表达技巧来增强表达效果，都能够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想像，给人以形象生动的感觉，启人深思。
例如2004年江苏考生的《西安与南京：山和水的对话》，借用拟人手法，赋予西安沉稳的性格、南京灵动的性格，通过这两个城市的对话来展开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思索，灵动而睿智；安徽考生的《择善而从》思维深入历史深处，通过“项羽之死”、“马谡之死”、“桓公之死”悲剧性结局的比较、分析，来演绎“听取别人意见，择善而从”的道理，形象而不失深刻；重庆考生的《没有翅膀的飞翔》借用可爱的小飞蛾、平凡的小鸡、翅膀残疾的天鹅对飞翔的认识——有些飞翔并不一定需要翅膀，有些美丽是不需要书写的，设事明理，来阐述“认识自我与他人期望”的道理，构思新颖，视角独特。类似如此巧妙的构思在历年高考优秀作文中是很常见的，而这正是运用“联想——类比”思维所灵活创造出来的个性化思维成果。
“联想——类比”思维用于构思立意，可以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寻找到丰富的写作素材、深刻独到的立意和精彩巧妙的构思；用于表现中心、抒情议论，则可以收到形象生动、含蓄蕴藉的效果，增强语言的魅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例如：
燕子对鸣，才能微雨双归；鸳鸯互啼，才能相对浴衣；母牛长哞，才能母子相依。而苍狼厉嗥，才能唤来群狼共御敌；雄鹰尖唳，才能威慑敌胆所猎无失。如果你在人群里失去共同语言，无可奈何地沉默，那你就是可怜的‘落花人独立’。沟通需要语言，语言是沟通的加速度。
